□ 杨世明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成为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较为系统、完整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重视历史教育，要求初等小学堂必须开展乡土历史教育，并颁布了《乡土志例目》，由此开启了我国近代乡土教育的先河。甘肃地区积极响应，编纂了大量乡土志，《渭源风土调查录》（下称《调查录》）即为其中之一。

　　《调查录》成书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二月十日。由署理渭源县调署碾伯县知事文廷美总纂，渭源县署民政科长兼承审员高光寿编辑，渭源县署总务科长兼徵解处主任李继祖校对。

　　《调查录》的体例与清学部《乡土志例目》基本一致，分别为总纲、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司法、交通、外交等八篇章六十八篇目。记载详录旧事，略于今事。

　　清晚期，渭源县遗留下来的方志仅有两部，一为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渭源县知事永宁人汪槐所撰《渭邑志序》，凡415字，《志》因兵燹亡失；二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江南吴江县人渭源县令张弘斌纂辑，清岁贡本县训导灵台人张淑孔修订的《康熙渭源县志》。从康熙二十八年至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的223年间，渭源县未重修县志。《调查录》的出现正好为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其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鲜明的时代烙印。《调查录》成书的背景是清末民中时期，因而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例如在商业篇目中载，商会成立于民国四年五月，会内职员共20人，会长徐士骏、副会长李廷镒。惟本邑地非衡繁，且极瘠小，所销货类以布疋、杂货、药材、农具为多，绸缎、皮革，及京、广货物市面竟绝不贩售。经商人数全县仅二百余家，以豫、川两省及伏羌、武山两县之人为多，本籍及他处人亦约有十之三四，均系自本自作，向不多收生徒……这种记述在渭源其他方志中是没有的。

　　书中保留大量藏汉关系史料。渭源县自古藏、羌、汉多民族杂居。《调查录》中详细记载了土司，并载：本邑历唐、宋、元、明、清各朝，均未封建土官，惟县属之官堡镇驻有赵土司。其先在明初时有名脱铁木儿者，蒙古人。洪武初因翊顺最早，授陕西平章宣抚使司都元帅，随大将军中山王徐达招抚十八族铁城、岷山等处有功，赐姓赵，更名安，改授临洮卫土官指挥同知，正统十七年卒。

　　赵氏世居桧柏庄又名东庄，原属狄道管辖，清始移居县属之官堡镇，名所居曰桧柏新庄，所辖地面积纵横均约百余里，位居狄道之正北，本邑之西南面。其领土与县境官堡、乔家沟、大小南川各处犬牙相错……其辖境东北部全居土民，计分为桧柏、新城等十六族，习上与内地风俗无殊，西南部全属番民，又分为上、中、下三咂，习俗则自成风气矣……至其全境番土民户口总额约共八九百户，男二千一百余丁，女一千六百余口，回民十余户，皆务耕牧……查赵土司原归狄道县属，但该土司所驻官堡镇则属渭邑，且其辖境乔家沟等地亦在渭源境，故仍收列。这些记述对研究藏汉民族关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注渭源县的交通状况。《调查录》载：本邑只有南北審路一道，系狄道、陇西往来大路。计自狄道審站入县西北境之庆坪镇起，由此入东峪沟数里，度关山岭二十里，上山又五里，即抵县城北门外，绕城东行五里，至书院庄，十五里过锹甲铺，即至陇西县境。此路共长五十五里……夏、秋两季且时有山洪暴冲之患，出此沟又须度越关山……山路陡峻，概可想见云。

　　自县城往官堡镇干路一道。计自县城西行三十里至温家川，又十里之峡口渡南川河，度山二十里至小南川，再行十里即抵官堡镇。由此南行往岷县、西行赴狄道，西南行往临潭，四通八达，均可往来。故此道为本邑扼要道路。

　　自县城往南大寨镇支路一条，计自县城西行十五里过火烧寨，又行二十里即抵南大寨镇。由此西行十余里至周华寨，又十余里至马连滩，再西行二十里至陈家嘴，出境则往狄道支路云。

　　虽时过境迁，渭源的交通状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调查录》关于交通的记载对于研究渭源历史上的交通与军事仍然有参考价值。

　　《调查录》全书共两万三千余字，虽然内容简略，不能全面反映渭源县各方面的情况，但其所具有的鲜明时代特征，保留的交通及民族关系史料仍对研究渭源乃至甘肃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